钱平凡又指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这是优势；但是北京的经营成本高，市场化程度不高，有些区域甚至没有相关配套，生搬硬套做总部经济反而不适应整体发展。

　　近来，“总部经济”之风愈刮愈盛，并在业界屡有回响。总部经济是企业在空间上实现分离的经济产物。它截取了产业链的高端，以办公、研发、商务作为具体的功能形态，具有明显的内聚功能与扩散功能。总部经济藉由一系列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来带动区域经济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并进而成为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引擎的经济形态。

　　目前，在北京，众多项目搭上总部经济快车。除传统的朝阳区CBD、西城区金融街、中关村园区及总部经济的始作俑者丰台区总部基地外，一些楼盘也纷纷抛出“总部经济”概念，包括CBD的万通中心、金融街的置地星座、怀柔区的总部新城、通州区的总部小镇、石景山的民营总部育成基地等等。一时间，“总部经济”热浪滚滚。有关专家提醒，要理性地面对“总部经济”现象，防止出现新一轮的“开发区热”和“CBD热”。

　　复制“商务花园”？

　　总部经济并非中国首创，而是有例可援。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主任汪洪认为，中国总部经济随着世界总部经济的成熟已走向高速发展期，一些以总部经济定位的商务花园代表了未来总部选址的潮流。目前，在亚洲地区，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是两个致力于发展总部经济，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度的中心城市，新加坡大约6000家外国公司中，有3600家跨国公司以区域总部形式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有210家获得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委员会颁发的“区域总部地位”证书，证书30％的企业属于“财富500强”。而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外资公司已达966家，开设地区办事处的外资公司2241家。在中国大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地方政府对总部经济所构成的三个企业总部主体：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域性公司的地区总部和“两头在内、中间在外”（决策、营销在城市内，生产在城市外）的企业总部，已经越来越关注。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化工协会会长、原化工部副部长谭竹洲认为“总部经济”是舶来品、新名词，国外商务花园已经发展到如日中天，中国还刚刚出现萌芽状态，空间还很大。

　　盲目跟风？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认为，不是什么城市和地区都适合开发“总部经济”项目，投资“总部经济”项目更需要良好的软环境。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说，总部经济是一朵艳丽的鲜花，不能随便乱插，一定要好好栽培。她观察了目前北京总部经济的几个项目，认为总部经济政府行为较强，而只有当总部经济成为市场化的一种手段，才有可能建设好的总部经济。总部经济是国外的好东西，但只有与中国特色环境相结合，才能生存。

　　茅于轼认为，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强，跨国公司作用越来越大，但同时也加强了竞争。跨国公司的大量兴起淡化了国界线，他们只是考虑选择投资什么类型的城市，而且跨国公司投资成立地区总部需要良好的软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各个城市硬环境改善很快，但城市之间差别很大。

　　茅于轼认为，总部经济直接由软环境决定。而软环境通常受几个方面影响：企业为政府官员提供非正常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差别无形中造就了不同的软环境。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各大城市这个比例一般为1％，中国较低，而且中国生意场包含有独特的饭桌文化；中国各大城市税收不同，一般在企业收入的5％—10％，各地税务部门做法也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一些地方乱收税现象比较严重，如预征企业所得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国每年经济增长保持在10％左右，但税收增长却有15％—20％，远高于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调查，我国各城市法院对解决企业间、企业与政府纠纷的时效有所不同；金融业对企业的服务不甚完善，存在人情和利益关系等等因素。“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上述的软环境，最好不要操作所谓‘总部经济’项目”。

　　作为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认为中国的市长们有干劲够热情，个个都想干一番事业。然而总部经济不能一哄而上。就像近年来流行建设CBD，一下子很多城市都要建CBD，有的甚至认为大城市建大CBD，小城市建小CBD。

　　开发区、CBD，流行风一阵一阵地吹，陶斯亮女士劝告各城市的市长们，对“总部经济”这个新名词一定要先搞清楚适不适合本城市，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调研，不要头脑发热盲目上马。

　　政府与企业“博弈”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周绍朋教授认为，目前“总部经济”主要由政府导向。要处理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发展“总部经济”一定要把握好“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利税分开”等三个原则。资本的流动是有客观规律的，政府要保障资本流动的合理性。但是企业选拔总部所在地一贯本着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完全是以市场为导向。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博弈”。

　　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陈淮也表示，北京“总部经济”过多地受政府影响。他举例说，10年前，西城区提出打造金融街，在其两边建各大银行总部，但是金融街东面与老城区保护矛盾十分尖锐，西面与政务区产生矛盾，发展空间有限。该区域一些高档写字楼底层有的发展成小商品市场，当年购买写字楼作总部的企业纷纷提出抗议，认为有损企业形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钱平凡指出总部经济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形态，当企业变大并跨地区经营时，企业就需要脑体分离，“脑”放何处，完全是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不是政府来左右的。健力宝总部从三水迁到广州，吉利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远大总部从长沙迁到北京，希望总部从成都迁到上海等，都是企业的一种市场选择而非政府行为。

　　钱平凡又指出，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中心，这是优势；但是北京的经营成本高，包括场地成本、人力成本和其它消费成本，市场化程度不高，某些区域交通不便，没有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和商业氛围，没有相关配套设施，周边经济发展不好，生搬硬套做总部经济反而不适应整体发展。

　　陈淮说，提出总部经济，至少对于北京城市功能分工有利。北京八十年代鼓励单位自建住房，但是北京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没有功能分区，政务区与旅游区交织在一块，各种功能区混杂在一起，总部经济把企业总部集中，有利于形成商务区，也标志着北京走向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