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目前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及京津唐都市圈或更大范围的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都市圈因在一省之内，区域内整合不存在太大障碍。而与同样横跨多个省市的长三角都市圈相比，京津唐都市圈的整合程度显然要差很多。这其中的关键正是，圈内城市尤其是京、津两市的城市定位始终存在定位不调问题。

    19世纪后期洋务运动兴起后，北方的官办军事工业主要集中于天津，由此向其他产业扩展，到20世纪20年代，天津已成了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工业城市。一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京津两市的城市经济反差极大：北京主要是一个消费型城市，第三产业是城市经济的绝对主体，尤其是文化教育产业高度发达；而天津则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恰恰是两地经济结构差异明显，两地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互补关系，人员、商品、资本、服务在两地之间来往密切。

    但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互补性逐渐削弱。其原因有二：第一，每个行政区都想在本辖区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实现自给自足。这导致了传统上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普遍被切割破碎。第二，对首都的定位存在偏差，让首都承载了太多功能，北京除了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得成为经济中心、工业中心。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北京依靠工业而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京津两市的产业迅速趋同，这让天津很难与北京竞争。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其结果是，北京作为首都承担了太多功能，而天津却无法充分发挥其工业中心、物流中心的传统功能。

    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两项区域发展的战略性考虑同时进入人们的视野：首先，继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圈发育较为成熟之后，人们呼吁发展环渤海经济圈，至少是京津唐都市圈，而这一发展战略的成功取决于重新构建本区域两大龙头———京津两市的关系。其次，人们也在重新思考北京的定位，各方普遍认识到，首都未必需要成为经济中心，尤其不能成为工业中心。北京要更好地承担起首都的职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身的一般性经济功能。

    随着国务院先后批复北京、天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两市的定位终于清晰。北京不再强调“经济中心”定位，天津则以恢复其在北方的经济中心为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因为它要扭转过去半个多世纪两市形成的不合理格局。如此调整，最终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两地曾有的互补格局，从而真正地在北方地区出现一个不受行政区划限制的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区域。

    在这一历史性调整中，天津是增，北京是减。因而，相对于天津，调整的过程对北京来说更艰难，北京面临的挑战更大。当然，北京把经济中心让位给天津，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经济就不再发展。为了维持自身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北京当然需要经济的正常增长，重要的只是发展什么。从原则上说，主要依赖知识、技术和人力的服务业，应当是北京经济增长的重点。京津两市及周边中小城市如何形成一种互补的产业结构，乃至互补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需要政府的胆识智慧，也需要民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