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临小平离去的日子，都让人们格外的想起小平同志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在突破重重思想阻力之下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并深深体会到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成果。今年的反映尤其强烈，除了是一个十年整年的纪念与回忆之外，大约最强烈的感受在于十年之后的今天社会与民众对改革的成果大不如前的一种不满。

    民众在借助对小平的怀念而期待用小平同志的改革思路改变今天的现状，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孙立平用《为什么尚未共同富裕》一文指出政府的公共支出的薄弱环节没有起到带动和帮助贫穷地区的人们富起来和没有有效的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保障。

    资中均则用“说不尽的大国兴衰”感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腐朽和自我灭亡，正在于他们在自我改造之中建立了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社会矛盾、化解了恩格斯所描述的阶级对立。

    温总理上台时曾用获诺贝尔奖的“穷人经济学”来表达新一届政府将用更强大的转移支付来保障收入处于弱势群体的阶层，让他们能共享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而实际“贫穷经济学”的根本在于“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方式。

    当中国骄傲的认为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要远远好于俄罗斯的“休克”式方法时，却不知道俄罗斯比中国更好的解决了最低收入保障问题。尽管俄罗斯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尚不很高，但起码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却远远高于了中国、高于了北京，尤其是工资与人均收入的增长高于GDP增长的数倍，与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中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我国，经济总量仅增长了70%，但工资与收入增长了500%，扣除通胀，实际增长仍超过了200%。但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超过了俄罗斯，翻了番，财政收入也翻了番，可工资收入的比重却不断的下降，收入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和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社会矛盾集中于医疗、教育、住房三大矛盾中。一些人认为这三项改革都是不成功的，但也有许多专家认为这三项改革都是取得了重大减债的。改革中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其中最核心的矛盾集中在政府的改革上，在于政府的缺位与错位上，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上。

    温总理最近提出限制政府机构建立豪华楼堂馆所。早在1988年国家为进行宏观调控时，就强制性的压缩楼堂馆所的建设。历史上这种作法大约已有许多次了。当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各级政府手中的钱多了，土地可以作为发财的商品时，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也就更多更好了，包括城市广场、政府大楼等等。

    政府与国家机关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当然应有所监督和节制。但政府机构不应改善办公条件吗？非也。问题在于政府应将纳税人的钱合理的使用于为纳税人服务。这中间当然包括了改善政府机构的办公条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机构是否可以建楼堂馆所，而在于整个财政的预算之中应明确的划分各种用途的比例，如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比、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劳保、退养的比例。特别是财政增股的部分应最大的投入于转移支付的保障性公共开支。

    如果中国的各种保障性支出不能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但起码每年都应以不低于财政增长的幅度水平增长，钱少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公共开支与保障性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重，虽然在基础加大的同时，钱的绝对金额增加了，但也不能被民众所接受。
假定支出的结构是合理的，该用于社会保障的钱比例合理且能到位了，那么政府在合理的行政公务开支的限定范围之内，把钱用在盖楼堂馆所上也就无可非议了。问题是出在政府机构的楼堂馆所上也就无可非议了。

    问题是出在政府机构的楼堂馆所是在压缩削减了应对社会的保障性经费的比例上挤出来的钱，用于了相当于公共职务的自我消费与享受上了。这些楼堂馆所是建立在侵占纳税人的公共福利的基础上了，当然也就无法用更多的钱解决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的建立了。
假定不解决公共保障性开支在各级政府总预算中的比重问题，那么即使行政命令的方式停止了政府机构楼堂馆所的建设，这部分经费也会变现的用于政府机构的其他消费性支出上，也仍不会落在转移支付的弱势收入群体身上，仍然无助于解决分配公平和贫富差别不断加大的问题。

    我们已多年呼吁将土地出让收益按一定比例用于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教育界在呼吁扩大教育经费的比例，并真正实现必要的义务教育。医疗改革中更多的只看见国家在不断的减少医疗保障的投入比例，而社保则至今未解决账户做实的问题，缺口巨大，仍处于入不敷出的现状，让共同富裕的目标更加遥远。

    政府在减少行政审批的事项，以防止更多的腐败产生。对市场而言，这是个好的消息。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当然也是审批项越少越好，但对政府盖楼堂馆所或花纳税人的钱则是审批越严越好。要解决的是管好纳税人的钱并且将纳税人的钱更多的花在社会保障上。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突破、打破了“均贫富”的经济枷锁，而让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因此开始有人怀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之路，还是要否定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引发的贫富差别，并不是市场经济中应讨论的问题，而是政府财政政策导向中要解决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公平在于机会与起点的公平，但创造机会与起点的公平则要靠政府财力的平衡与保障，否则无法在竞争中拉平贫富差别所必然形成的机会与起点的差距，否则纳税又为何用？对富者的多征税的意义又何在？市场竞争中不会手下留情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竞争一定会是血淋淋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和反倾销是如此。国内市场中的价格战也是如此，二次和三次分配则是在维持了竞争中能生存下来之后的事情。而二此分配的权利则在于政府了。

    政府的功能恰恰是要解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责任问题。要用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人用三次分配的辅助方式协助政府解决二次收入分配保障不足的部分。也许目前的问题在于政府的二次分配尚未为建立保障制度的主力军。
政府已开始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以解决“三农”问题，已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加大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一定会加速其他如教育、医疗、社保等保障体系的建立。重要的恰恰在于将市场的责任定位于发展经济，将政府的责任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的保障，而不是让市场中的经营体承担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只有政府不再推卸责任，不再职责市场时，才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社会更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