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陆家嘴中心环岛“步行天桥”的建设计划在论证中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进而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支持者认为，造天桥可以彻底解决人车分流问题，而且成本相对低廉；反对者表示，造天桥便于通行却“有碍观瞻”，一旦天桥落成，“从浦东就再也不可能一目了然地看见东方明珠了”，是否可以考虑以“地下通道”的方案替代“步行天桥”？不过，“地下通道”也非万全之策，在高楼密布、人潮汹涌的陆家嘴地区“开膛剖肚”，施工难度和高昂的造价又怎能视而不见？
笔者家住浦西，与围绕陆家嘴的这场争议有一江之隔，做不到全然感同身受。至于“步行天桥”竣工后，将以何种面目呈现于世人眼前，也不敢妄加猜测。届时若要看个究竟，自然是要越江前往。过江的路径有两条：飞架东西的南浦大桥，穿江而过的延安东路隧道。此等“大桥和隧道”的选择，恰恰放大了陆家嘴的“天桥或过道”之争。从这个角度说，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拥有如此多样的选择，并且能基于个人利益对各种选择进行权衡，实在是托城市高速发展之福。换言之，说陆家嘴的话题是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决非场面之语。
城市是人类生产发展、文明演进的结果，是迄今为止，人类与环境在空间上，技术含量最高的磨合方式。城市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向自然显示力量的过程。曾经提出“城市革命”这个命题的戈登·柴尔德说过，城市是一头逡巡于人类欲望和理智之间的怪兽，它要聚集、要拓展，而各式各样的建筑———公共的、私人的，巍峨的大厦、开阔的广场、雄伟的桥梁，显示的无非是人类的征服欲。当然，在欲望的尽头，人类迟早会归于理智：城是人的造物，而城是否终将造福于人？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城市在抵至一定阶段后，在发展模式上，势必会实现从追求物质形态向注重文化内涵转变。与此同时，后发国家则沿着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轨迹，亦步亦趋。世界城市发展地图中，时下的亚洲重复着欧美人当年的劳作，陷入了一场求高、求大、求全的竞赛，台北的第一高楼、吉隆坡的双子塔、迪拜的阿拉伯塔，令世人瞠目。极尽奢华、炫耀之能事，但换来的评价却难堪其盛：处处弥漫着缺乏个性的商业气息，非但不可爱，事实上相当丑陋，纯属后发国家的“追赶焦虑”所必然导致的过度自尊和傲慢。
毫无疑问，上海是亚洲城市化进程中的佼佼者。理所当然的，上海的发展也逃不脱某些“不可爱”的诟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珍·莫里斯最近撰文《上海和香港》，从内外两个维度对这座“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城市进行了一番“另类的审视”：上海与香港比，缺乏一种内敛与平和以及对道德和礼仪的遵循；陆家嘴和外滩比，缺乏一种源自历史的传承和典雅。总之，上海让人兴奋，却又令人不安。
不可否认，莫里斯的评价带着前殖民主义者鸳梦难以重温的乡愿，可是在其“兴奋与不安”的交错中，我们能否吸取一些于己有益的成分，在物质图腾的同时，能否更多地关照人的情感、还原人的属性？
还以陆家嘴“步行天桥”为例，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方案论证首要考虑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为了行人的安全。人车相争，一切为着人的安全考虑，值得嘉许。《论语》记载，孔子上朝，马圈失火了，孔子回来后首先问：“伤人乎？”没有问马的情况。不过，人的需求，除了安全之外，还有发展，还有审美。对人的让步是和谐，在保障人的同时，对空间，对环境的谦让，则是更高境界的和谐。伦敦西区一片300平方英里用地的开发计划被伦敦市政府突然取消：我们应该尊重在这里栖息的鸟类！为着一群鸟而终止一个如此规模宏大的开发计划，算什么理由？但伦敦市政府就这么做了，而且最终赢得全体市民的共识。
或许，伦敦人的做法会给上海人的选择提供一些参照：该如何解决陆家嘴的人车分流问题、步行天桥建还是不建？建了天桥该如何解决行走与景观的冲突——一个以利民为初衷的公共决策居然要考虑、权衡那么多人的因素乃至“非人”的因素，着实出乎人的意料。公共政策的理论大师奥斯特罗姆的论断言犹在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总是在决策者的无限痛苦中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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