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立名目乱收费、挖空心思重复收费、移花接木转嫁收费，这都是通过多个部门一齐将手伸向建设企业实现的。当然，企业从来不会是最终输家，现实的输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处于食物链末端的多数购买者。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一位官员日前公开表示，发改委今年针对包括北京、石家庄、济南、西安等六市的一次涉企收费检查显示，土地部门违规收费高达10.97亿元，远超过去年六个城市、八个部门的全部违规收费金额。
知情者不难自发改委官员的此番话中得到如下信息：土地违规收费现象正日益膨胀，口子越拉越大；违规收费又不可遏止，且收取数额连年翻番；而在这背后，还有多只可见之手在频频动作，难以禁绝。
存在于土地领域的违规收费正趋居常态。巧立名目多、乱收费；挖空心思重复收费；移花接木转嫁收费，甚至通常出于转移行政开支的需要，一些业已取消的收费项目仍被强行维持。这都是通过多个部门一齐将手伸向建设企业巧取豪夺得以实现的。当然，企业从来不会是最终的输家，现实的输家只有一个，那就是处于食物链末端的多数购买者，他们才是最大的地租负担者。
当大多数人因为少数部门的肆意妄为而毫无察觉地支付了额外成本，事实就再也清楚不过——当前的地租生态是紊乱的。因为土地批租制的存在，这种紊乱的状况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终结迹象。
土地批租制几乎一开始就为土地领域的违规收费现象埋下了根基。现有的土地权属制度，是城市里的土地所有权属国有、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这不仅意味着任何土地的流通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而且都必须通过政府代理人来完成。
政府代理人自上而下一般可分为中央、省、市、县(区)、乡(镇、街道)这样基本的几个长官等级体系。而在具体的每个管理领域，又分别有许多向政府代理人负责的特定职能代理人，比如土地领域的特定职能代理人就是国土局，土地批租关系的确立，最终会通过一地的国土管理局来实现。国土局作为唯一的全权代表，替身为出租人的政府和承租人的企业签署批租协议，收取地租。
承租人为了使用土地而向出租人支付的价格即为地租，严格意义上是指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让金。但实际上，由于政府的多个管理领域分别存在多个特定职能代理人主体，代理职能往往会出现边界重叠、交叉现象，具体到一块地上，除了土地出让金，总会有五花八门的各种费目出现。因此，原本定额、定向、明确的地租征收极易出现反复变数。
土地批租制当中存在着各色代理人，因此衍生了一个庞杂的收租人系统，导致普通购买者不得不为衍生性地租埋单。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批租制存在，这一问题就无法避免。然而，矛盾的是，有计划、有目的和有选择性的批租制又是适应我国有限土地资源合理、有序配给的一种制度，几乎是不可更替的。
解决的办法，一则恐怕需要进一步明确地租构成。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土地批租期内，真正的地租本来只有一笔，就是土地出让金；而收租人也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土局。此外，如果要考虑“谁受益、谁付费”的问题，适当地课征土地增值环节的税项也未尝不可。
一定要明确，承租人不能只有“缴租”的义务，而没有“拒费”的权利。法定地租必须缴纳，但非法定的、额外的、随意性的收费也必须加以回绝，因为这不是承租人的承担义务，也非地租构成部分。
另一则，需要重新界定土地领域的代理人职能。土地所有权的代理人是政府的国土局，收取地租是其代表政府行使国家所赋权力的体现，国土局是土地领域的唯一代理人。至于向承租人就土地使用问题胡乱收费、派生费目则不是国家赋予的权力，那些试图插手土地领域分一杯羹的部门，必须被清理出土地收费领域，不应成为“收费代理人”。
此外，还有一个善后问题。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违规收费年逾亿元计，这笔钱如何处置？依我之见，若不适时收缴退返，最好投入到基本住房建设当中去，扩大住房供给。违规收费投于民生实处，亦不啻是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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