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出台上调利率和减少利息税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率的调整，可以通过影响居民、企业的存贷款决策和消费投资行为，进而传导影响信贷及社会货币总量，对国民经济活动起到收缩或刺激的调控作用。为防止利率上调对经济刹车作用过大，央行在本轮紧缩型货币政策周期中，采取了小幅、多次调整的做法。但笔者认为，我国在实施人民币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中，不应简单模仿美联储的微调模式，这是因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利率微调传导机制还不明显。
简单地说，利率微调对宏观经济要产生有效的传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相对完善和透明的市场化体制基础上。但与美国的市场体制比较起来，我国目前还未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市场体制，转型经济的体制过渡特征还相当明显。尤其在微观上，居民个人与企业的投资消费决策，受较多的非市场性因素干扰和影响，而纯市场性因素如价格、供求、成本、利率、预期等，占决策影响因素的权重还不完全，具体到利率上，就出现无论居民还是企业对利率微小变化不甚敏感，致使利率微调对宏观经济的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美国：利率微调传导机制明显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美国，新屋开工、新屋销售、房屋买卖、房屋空置率、按揭贷款发放及违约率等，构成住房市场运行好坏最重要的几个指标，而住房市场的冷热也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因为房屋交易旺盛，很多人能够贷款负债购房，表明人们收入稳定和增长，对收入和经济前途预期乐观。在人们的购房决策中，利率的高低变化影响是至为关键的。就宏观总体来看，市场机制和相关立法，在美国各行各业中已十分成熟和稳定，企业和个人对任何利率微小变化的经济行为影响和未来预期都是趋同的。如当前，美国30年期住房贷款的市场利率小幅下调，必然引导更多居民个人贷款购房，更多建造商也会因为销售加速而增加下一轮建造投资，由于市场机制已浸润和深入所有经济微元，利率哪怕变化一点点，企业和个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对利率变化带来的经济走向预期是同向的，这就塑成了利率微调的宏观经济传导机制。
我国：非市场因素干扰利率微调作用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脱胎于房改转型，从土地取得、城市规划、开发商准入、项目管理、开发信贷、租售交易、税费政策乃至权属规范等各个环节，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化机制，比如土地取得从协议出让到招拍挂的转变，包括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交易营业税、所得税以及拟议中的物业税、遗产税在内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变化等等，这些规则的不断变动，缺少长远制度规划和连续性的整体协调，使得无论居民个人、企业甚至政府自身，对房地产的“市场运作”都无法产生合理预期。加之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在实践中匆忙将市场管理和住房保障两个平行的政府职责，混合于调控这剂药方中，目标交叠，政出多门，不少新规大都出于修补性质，比较分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导致市场和保障都未能对症下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众多的非纯市场因素干扰下，利率的间歇性微调，有限的27个基点调幅，是不足以影响开发商和个人的房地产投资消费行为的。这里只是举房地产市场的例子，事实上，我国股市以及大多行业都存在这样的转型过渡特征。
建议：适当增加利率调整幅度
笔者建议，我国央行在因货币政策需要而调整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时，要考虑我国的市场机制微元塑造还不成熟这一重要因素，尤其在利率总体水平偏低和实际负利率的当前，应适当增加利率调整幅度，比如调幅要达到1-2个百分点，以使利率传导机制从其他因素的干扰中凸显出来，扭转当前社会投资与消费过热惯性，使市场对政策效果预期，不再因过于微弱而消解；如果继续简单地模仿美联储那种应用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利率微调模式，可能反而使得利率调整这一调控措施失去货币政策工具应有的最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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