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杨先生肯定要倒霉了：因为他说了一句复杂语境下的真话。当这句话被抽离出来的时候，就有了民情激愤的舆论效应。与之类似的是早前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的说法：“成为房奴，那是活该啊！”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我们在“房价不正常”的背景下，把“房奴”的枪口完全对准开发商，忘记了去反思：我们是如何摇身成为房奴的呢？我们在批判冯仑的“房奴活该论”的时候，却对冯先生的经典比喻视而不见———“你让大学才毕业的年轻人就去买房，这无异于让幼儿园的小男孩找媳妇”。宽容“不同意房奴说”的论调，起码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住房消费“价格畸形”表象后被遮蔽的深层诡异。
新生代“房奴”的斯巴达克斯式呐喊多少是有点儿矫情的。经济学不是拿感情看问题，有贷款的都值得悲悯吗？“房奴”一词发轫于香港，说的是国民经济大动荡下的房价跳水、又必须按原按揭付款额支付银行按揭贷款的部分人群。1984年到1997年的13年间，香港房价年均增长超20%，而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楼价持续6年大幅下跌。被跌价的房子和法律债务套牢的，是为“房奴”。我们的“房奴”呢？一边骂原来的价格贵；一边又盼望着楼价再攀新高。在中国当下房市的高调下，没升值的房子怕是很少。
如果说上面这个逻辑比较残忍的话，我们不妨再温习一下林肯的那句名言：“你无法借没有节制的消费而带来繁荣，你无法借削弱强者而强化弱者；你无法借打倒老板而帮助雇工。”生产者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无论是政策边缘还是制度罅隙，不违规不违法终究不得原罪，要检讨的只能是失范的秩序。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调查显示，目前31.8%的贷款买房者，月供占到收入的50%以上，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月供不超过收入的1/3。起码说明，在房市消费上，我们距离理性的、有梯度的供应和消费格局还很远。有两种房奴确实“活该”：一是追求档次的；二是没工作就买房的。大户型成风和投资偏好的失衡除了有开发商的推波助澜之外，消费非理性的火上加油也是无可规避的因素。数据显示：在所有准备两年内购房的人群中，30岁以下的占据55.5%。这一结果显然与欧美和香港等房地产市场迥然不同，在这些市场中，35岁以上的人群才是置业主力。
杨先生的说法未必就毫无道理：在“居者有其屋”的激进下，超前消费的年轻购房族，成为中国楼市高烧的助推者和受害者。后来的后来才发现，我们被那个传说中的美国老太太“忽悠”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钟伟有个论断：“房奴”们也许不能体会，幸福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不在于急切地期待拥有，而在于从容地不恐惧失去。当然，如果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平抑房价上做得再好点儿，“房奴”的说法也许不会如此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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