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赁房屋后再转租的人，在北京一般称之为“二房东”，上海则称之为“包租婆”或“包租公”。如今的“包租婆”已经不是“猪笼城寨”里满头发卷的古典造型，部分敢想敢干的包租婆们已经瞄上了月收入6万元的目标。要赚取如此巨额的差价，当然一靠规模，二靠对租赁房屋空间的二次分割。
分割后的房屋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一个普通的两居室可以住十来个彼此毫不搭界的房客。但这种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产生了严重的外部性，比如治安消防隐患、垃圾清理、噪音干扰、邻里纠纷等。上海的报纸这样形容：“不到100平方米的房间塞进50多个互不相识的租客，两部共用的电梯在上下班高峰期塞满了人，10多位租客轮流洗澡通宵达旦喧闹不堪……”。
对外部性的协调和治理往往需要政府出面，对付群租也不例外。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市房地局8月27日表示，将对2005年版的《业主公约》、《业主临时公约》示范文本进行增补，新增一些制约群租的新条款，如人均承租面积必须符合标准，业主不得擅自改变房屋原设计功能和布局等。此举被认为是政府部门清理群租乱象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去年12月，上海市出台的《关于加强居住房屋租赁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就对群租行为进行了禁止。
对去年的政令再次强调和加强，意味着过去的时间内政令效果不彰，清理群租遭到了包租婆们甚至房客们的“顽强抵抗”，部分二房东甚至已经聘请律师准备维权。
对于包租婆们的行为认定，恐怕最终需要司法部门裁夺，“恒有司杀者杀”，笔者不愿置喙。但是，包租婆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大赚其钱，说明了旺盛的市场需求。那么，这种市场需求是否就可以不予理睬呢？如果为了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减少或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行为即使不是零和博弈，至少也不是帕累托最优。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大有改进的余地。
毫无疑问，群租的市场来自城市的中低收入者，如果抛开户籍观念，他们是城市中需要政策倾斜的那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是外来新移民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是城市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也是最辛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被忽略的一部分。“24号文”颁布之后，廉租房将为城市低收入者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但要等政策的覆盖面达到忽略户籍限制的程度，恐怕还需要至少5年以上的努力。政策照顾不到，市场的口子也被封死，他们的生存条件无疑会更加恶化。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像城市原住民所想象的那样，离开这个城市另谋生路。
廉租房的不足，可以说是政府部门在住房保障方面的历史亏欠。而廉租房覆盖面的不足，恐怕还是一个需要提高认识的过程。为城市的公民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城市政府的应尽职责。
在这方面，我们的城市政府或许需要向企业学习。一些本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似乎替代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责。比如万科的“万汇楼”。这座将在明年夏天面世的土楼式建筑是万科的一次伟大试验，是面向城市新移民和中低收入者的试验建筑，其中的集体宿舍户型很像设计精巧的“猪笼城寨”：40平方米的户型，可容6人居住，每个住户都有一套具单人床、书桌、储存柜位为一体的组合家具。上部为睡眠空间，下部为学习和储存空间。同时，还设计有供几个家庭共同使用的隔离式公寓、集中使用的淋浴、洗衣房等等。建筑内部还有自己的街区、商业和服务设施。在管理上，万科还计划采用没有物业费的物业自治模式，计划中的租金甚至比“包租婆”的“猪笼城寨”更为便宜。这种集中管理的方式能有效避免群租中“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如果一个城市有足够的“万汇楼”，包租婆们自然也没有了市场。与其强行禁止，不如自己承担起义务，拿出类似的更加积极的解决方案。
俗话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给群租客一个空间、一个更加合理的生存之道，这才是政府部门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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