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较高的储蓄率决定了中国现阶段较高的投资率具有必然性。较高的储蓄率既源于中国国民文化
传统，也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之然。国民收入＝消费+储蓄，而储蓄＝投资+顺差。消费是当前的消费，储蓄则是未来的消费。顺差是国民储蓄中暂时让度给外国居民的消费，投资是暂时出让的用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国民储蓄，是为了未来更多、更好地消费。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中国较高的储蓄率要求有较高的投资率来消纳，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为较高的投资率提供了支撑条件。
其次，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有赖于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足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供给相对不足，而且表现为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的严重短缺。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较高的投资率才能为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逐步奠定物质基础，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较高的投资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条件不足这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再次，较高的投资率是否导致经济过热，主要取决于投资结构的合理性，而不取决于投资的增速或投资率的高低。固定资产投资既包括增加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投资，也包括为提高广大居民生活水平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投资；既包括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包括非生产性、消费性的固定资产投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中，既有扩大生产资料再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有扩大最终消费品再生产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共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关键字：牛凤瑞，房地产市场，行政干预，宏观调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