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少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基于良善的制度设计，住房保障已不再是政府的财政包袱，相反，它还是经济增长的机遇。
这个机遇意味着良好的住房保障，能使劳动力成本得到控制，竞争力得到充实，工业化、城市化得到加速，社会和谐得到巩固。
但这还不够。事实上，住房保障本身，已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可持续的生命力，并成为能够产生稳定回报的投资品。
“住房保障经济”——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它的实现方式不一而足。英国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增长期，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城市，可他们无钱安居，也没有房贷信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大规模发展社会住宅，提供廉租住房。到1980年代，在这些劳动力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之后，再将社会住宅私有化，收回了投资。
大量从银行借贷的社会住宅投资因此实现了回报，而最大回报获得者是整个社会。一个人操劳一生能换得一套房产，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他还能“以房养老”。
近年来英国政府再一次推动住房保障建设，伦敦2004年新规划把可负担住宅的2016年理想目标提高到50%，2016年现实目标锁定为35%。
住房保障温暖人心，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它还是一种发展方式。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今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抓紧建立住房保障体系”被列入《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在神州大地，住房保障已是时不我待。
此时，中国正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内外经济形势。如何遏止CPI过快增长，如何吸纳泛滥的流动性，如何应对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失速，是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难题。置身这样的背景，中国的住房保障政策应该有怎样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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